姚晨：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也可能沦为难民

          泊头铸铁平板厂转载：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前，姚晨对难民的了解只局限于想象：贫穷的生活、充满惶恐的眼神、漫山遍野的白色帐篷。

实际上有七成难民生活在城市，被称为城市隐形人。“我们居住的城市里，我们身边的同事、朋友，也有可能是难民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出于很多原因，他们甚至羞于让我们知道。”姚晨对香港大学学生说。2011年6月19日姚晨参加联合国难民署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，在港大与学生进行了对话。

“迄今为止可能还有很多人不了解难民，我现阶段的工作就是在微博上或者活动中，更大范围地传播和普及什么是难民。”姚晨说，“实际上我知道，无论我在微博上发多少东西，我的力量依然非常微弱，但我非常希望把我知道的、我的眼睛看到的、我听到的告诉在场的每一位，可能每一位走出去以后又告诉更多的人。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有关注才会有行动，有行动才会有改变。”

姚晨对难民的关注始于她的偶像布拉德·皮特。爱屋及乌。姚晨注意到，皮特的妻子安吉丽娜·裘利参加了一系列难民亲善活动。在那之后，她对裘利的关注“远远胜过对皮特”。

没想到两三年后，姚晨突然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电话，问她愿不愿意做中国区代言人。“我当时只有一种感觉，梦想成真了。”

2010年初，姚晨成为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。之后，她三次随难民署官员探访难民。不同于商业代言，这份工作没有分毫代言费，参加宣传活动的费用也得自己承担。

为什么要关注难民，姚晨也问过自己：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也可能会沦为难民。就像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战争的发生，但是不幸的是，在二十世纪还是有两次世界大战。我们做这些事情来关注难民，与其说用来对抗现实，不如说是在警醒未来。”

就在前不久，姚晨的亲戚因遭遇强拆，试图自杀。姚晨的妈妈向她求助，姚晨对妈妈说：“我真的谁也不认识。”

阿德琳找不到教堂

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，姚晨随难民署香港办事处官员探访在香港居住的难民家庭。

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办事处成立于1979年，实际从1950年代就已开展工作。但香港人对它仍然非常陌生，也不知道难民的概念。很多人以为他们就是非法移民。一次与导演徐克吃饭，姚晨无意中说起难民，结果整晚上几乎就只谈这一个话题。

难民是被迫离开国家的，这是他们跟非法移民最本质的区别。

全世界约有43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，其中包括1520万难民、271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98.3万寻求庇护者。根据1951年签订的《联合国难民公约》，通过难民身份认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目前“公约”只认可五种情况：由于种族、宗教、国籍、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。

现在在香港的难民有150人左右，其中七成为男性，主要来自非洲、南亚。逃难原因各自不同。由于租借历史，香港一直未加入难民公约，难民在香港只能暂住，等待安置到其他国家。

姚晨在香港探访的是一个非洲家庭。阿德琳今年52岁。

阿德琳2008年从家乡逃亡。她不知道联合国难民署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哪里寻找到新生活。她随便买了张飞机票，目的地是中国北京。

阿德琳出身基督教家庭，一出生便已受洗。在埃及，信仰基督教的教徒有800万到1000万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则有7000万。阿德琳在埃及本来有份体面的工作，在大学里担任管理助理。大女婿也在开罗经商。但阿德琳家附近的教堂被穆斯林极端分子纵火，牧师的妻子也被抓走。“为了保全性命，我只能离开这个国家。”

她想去找基督教堂，在偌大的北京城绕了一圈也没找到。求助家乡的亲戚，对方指点她去广州。她带着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，坐了23小时火车去广州。这次她终于找到了一间教堂。她已经在中国待了40天，继续留在这里的话需要签证。

如果阿德琳单身一人，美国人可用帮她研习《圣经》的理由去美国，申请美国签证，但阿德琳带着孩子。“你只能去找联合国，没有任何选择。”美国人最终说。他和妻子带着阿德琳母子去了香港，帮她们在上水找了一间房暂时住下，再向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办事处求助。

这条路终于走通。阿德琳通过了难民身份认证，获得难民署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，在香港等待第三国的再次安置。她已经在香港呆了三年，大女儿和女婿三个月前也来寻求庇护。

走进她的屋子，阿德琳、大女儿、女婿和二女儿都在，隔壁房间里还有大女儿的两个孩子在睡觉，13岁的罗斯和3岁的本。

与姚晨同行的电视台记者想拍摄这个家庭。申明不拍脸，但一家人勉强答应下来，阿德琳的脸已涨得通红。为了尽量取得信任，摄像师并没有进屋，而是扛着机器在门外等候，门开着一半。

在与客人谈话时，阿德琳一家四口时不时往门口瞥上一眼，二女儿更是一直双手环抱在身前。姚晨留意到这点，赶紧让人把门关上，并劝说电视台记者稍后再拍，这家人才稍微放松了些。阿德琳的丈夫和一个儿子还留在埃及，她害怕暴露信息给他们带来不幸。

不久的将来，阿德琳一家会被难民署安置到美国或者加拿大，这意味着他们又会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，要去适应新的人、新的环境。说到将来的不确定，阿德琳忍不住擦了擦眼睛。

我们太粗心了

与阿德琳情况不同，长期暂住的难民更需要“城市给他们一个机会”。

姚晨2010年见到一位在北京住了七年的中东难民，他现在已经申请到加拿大国籍，去了加拿大。当时他被安置在北京六环外一个小区，住在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里。他拒绝学习中文，所以一直没找到工作，靠女友养活。

姚晨称赞他女友，那人听了不太高兴。他觉得不能说是女友在养活他，因为他教了女友英文，女友才当翻译，挣生活费。“我们太粗心了。忽略了那位难民最需要的自尊，他太害怕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没用的人。”姚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2010年6月，她与联合国难民署一行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，探访了四户难民。见面地点有的是在家里，有的是在工作单位，也有的不肯透露任何住址信息，选择在郊外。

菲律宾约有难民300人，据难民署官员透露，菲律宾已经是世界上难民福利待遇最好的国家。

在郊外见面的是来自非洲南部的一对夫妇，约翰和伊莎贝拉。约翰穿着非洲传统服饰，伊莎贝拉穿着西服套装。他们一直从事科学研究。即使已经在菲律宾安全生活了二十多年，他们依然没有摆脱恐惧，不敢在媒体上暴露真实姓名、身份和形象。甚至一开始谈话都很慎重，约翰一说什么，伊莎贝拉就会拍他的腿，暗示他不要继续。谈到最后，伊莎贝拉才肯开玩笑对姚晨说：“我觉得你很漂亮，要是能给我大儿子当媳妇就好了。”“他们得永远防备着被逮捕，被拘留，被遣返。”姚晨回忆。

43岁的穆哈穆德和同样年纪的加拉愿意与姚晨在家里会面。两人都在菲律宾成了家，并育有子女。

穆哈穆德来自苏丹，目前在马尼拉一家外国使馆担任公关工作。他在菲律宾生活了19年，两年后将正式获得菲律宾国籍。当年他在菲律宾上大学，往家里给朋友寄了几本谈论佛教、天主教等其他宗教的书籍，结果就被通缉，还连累那位朋友在牢里关了一年半。

他本来梦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，但他回不了他的国家，菲律宾又对足球不热衷。他现在希望儿子将来在菲律宾从政，完全融入这个新地方。

加拉是巴勒斯坦难民，在菲律宾生活了20年，开了一家劳务中介公司。他是姚晨在马尼拉见到的难民里生活条件最优越的一个。他的小女儿听说中国女明星要来做客，事先在网上搜索姚晨的信息，甚至打印出很多留待签名的海报。

即使放在相对发达的中国，加拉也算是富人。他开的劳务中介公司有13名职员，每天面试上百人。公司主要业务是为沙特的建筑公司介绍工人，在工作环境并不好的菲律宾，出国打工是很多人的选择。

“成为难民并不意味着需要食物，需要钱，需要衣服或者住处。难民是一个需要安全的人，需要内心的平静，需要一个接纳他的地方。”加拉这样告诉姚晨。

最特别的是来自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马穆博士。他已经55岁，在菲律宾生活了24年，至今单身。跟姚晨及难民署官员刚见面时，他如往常一样不停地抱怨，官员甚至不好意思翻译给姚晨听。马穆目前在菲律宾农业研究所的工作相当稳定，但仍然让人感觉很孤独。

他非常自豪地带着姚晨一行，参观他所工作的地方的每个角落，因为有他种下的植物。他对泥土有一种天然爱好，“他下手就去抓泥土，土里还有蚯蚓呢。感觉要是我们不在，他能把泥土放嘴里嚼一嚼。”姚晨说。

当年索马里政府送他到马尼拉上学，期待他学有所成后回国工作。学还没上完，政府就被推翻了。他突然回不去了。他一直很“愤怒”，一直想跟命运较劲。他每天读书看报，对世界政治了如指掌，跟姚晨见面时，甚至还就中国局势侃侃而谈。

他最近才去申请菲律宾国籍。之前马穆一直很想回国，总觉得可能在明天下午或后天早上就能回到自己国家。但国内的亲戚告诉他，他的两个兄弟已经被当地军队杀害。如果他回国，很可能有同样遭遇。

与昂山素季的合影

2011年3月，姚晨去了泰国梅拉难民营，所见与菲律宾又大不相同。

缅甸内战五十多年至今未歇。由于缅甸境内克伦族和缅甸政府军及其同盟游击队间的冲突，克伦族难民持续不断地涌入泰国境内。自1984年泰国接收第一批缅甸难民至今，在泰国登记并拥有合法难民身份的缅甸难民超过10万人，加上陆续涌入的未经登记的难民，总人数接近15万。

梅拉难民营位于泰国北部边境小镇美索，是泰缅边境难民营里最大的一个，居住了4.5万人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都是搭建的简陋竹楼。梅拉隔着湄伊河与缅甸相望，是泰缅边境重要通道之一，也因此成为缅甸难民逃往泰国的首选地。

难民营由泰国政府经管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不同机构给难民提供援助。荷兰一个民间组织就与难民署共同出资兴建了一个小型农场，为一些难民，特别是残疾人，提供工作机会以及农业技术培训。

索尔1995年来到梅拉难民营，目前在农场里种芒果树。妻子和6个孩子都靠他养活。他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，挣30泰铢（约合人民币6.5元），差不多只够在市场上买一公斤鱼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不但可以挣钱，免于性命之忧，还能学到种植技术。

难民营里还有个脑瘫患儿中心。那里的孩子粗看跟常人无异，顽皮、天真，但交流之下，姚晨发现他们无法正常地表达情感。有些孩子只能依靠协助才能完成基本的动作。“看到你给的棒棒糖、大熊猫，尽管很高兴，但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。”有个小男孩很喜欢姚晨手里的照相机，姚晨摆好姿势等他拍，可是男孩根本无法按下快门，因为他不能在一个点上集中力量超过半秒钟。

在缅甸的克伦族受尽歧视，甚至要被赶尽杀绝，为了种族繁衍，他们大多会不断地生孩子，让种族壮大。

姚晨遇到一位有着8个孩子的母亲罗扎，她和丈夫带着孩子跋山涉水走了整整三个星期，一星期前刚到梅拉难民营。“如果没有山谷的阻隔，罗扎抬头便可以看到边境那侧的祖国。”姚晨说。

罗扎从小在缅甸就遭受军队的各种威胁迫害，过着穷苦不安的日子。她丈夫曾被军队抓去做苦力，负责背着那些沉重的武器，跟着部队行进。如果不去，就要给军队十万缅币。他去了25天，每天特别累，可是连温饱都没法解决。有次他累得昏睡过去，被发现后，那些军人不仅踢他的头，还用刺刀往他身上扎。

罗扎在难民营的家是一栋非常破旧的竹楼，是别人迁走留下来的。由于还没来得及通过难民身份认证，她们暂时领不到难民营免费发放的粮食，只能靠邻居每人一碗米的接济。尽管生活困苦，罗扎在讲述她的经历时，一直对帮助她们逃亡的人们充满感激。

当地难民署官员介绍，目前难民的出路有三种：自愿返回原籍国；就地融合在庇护国定居；去第三国接受重新安置。由于泰国不是“难民公约”签约国，也没有颁布有关难民地位的法律，因此难民不能永久居留。而逃亡出来的人并不那么想返回本国，因此，第三国安置成为这些缅甸难民最理想的解决方案。

泰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第三国安置难民项目。截至2010年底，仅梅拉难民营中就有两万多人离开，他们大多被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接收安置。

为了未来的安置，克伦族的孩子们要学习英语和缅甸语；为了跟泰国当地人沟通，要学习泰语；母语克伦语也不能扔。他们总共要学四门语言。

在泰国，难民们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哀愁，任何对生活的不满，永远都是充满了希望。“我反而看到一种生机。他们对生活的希望，比普通人还要更强烈。”姚晨说。

18岁的敖高喜欢足球，喜欢梅西。他说着一口流利英语，来自缅甸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母亲是教授，父亲是工程师，小姨是英语教师。就因为小姨跟昂山素季一起合过影，遭到缅甸军队追杀，2008年，他们只好全家逃到泰国梅拉难民营。

由于泰国在2006年就停止了难民身份认证，之后到达难民营的人都无法取得难民身份，更没有资格去申请第三国安置，他们被称为“寻求庇护者”。在梅拉，像敖高这样没有登记成难民的人超过三成。联合国一直在敦促泰国尽快重启认证事务，但还要再等多久，仍是未知数。

敖高已经在难民营里的培训中心学习了几年基础课程，成绩拔尖，如今他面临毕业，但由于没有难民身份，他无法走出难民营一步。姚晨问起他的理想，敖高说，想当一名建筑师。“我们私下约定，把建筑学教材托人带给他，他兴奋不已，依依不舍将我们送至出口，正是这扇难民营的竹门，把他阻绝在繁华世界的入口。”姚晨说。